触摸中国葡萄酒文化的顶峰（中）——“唐人大有胡气””
文章来源：美酒之都葡萄酒商城 www.egwine.com 作者：李杏林
在上一段落里，我提出一个观点， 中国的葡萄酒文化与中国的西、北、东三个方位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亲近。我的意思是指中央政权据地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为“中”位，其“西”方位即指西域。“域”是地方，地区的意思，西域在中国的历史上其政治概念不是“外国”的意思。是中原，中央地区的西部地区，仍是由中央政权管辖的西部边缘地区。从分布的少数民族构成来说，西域的西部限界大致是锡姆河流域一带，费尔干纳盆地周边地区，先后生活的民族月支人、粟特人、乌孙人等是由祁连山河西走廊一带西迁而去的民族，由他们建立的城邦国家，在汉、唐两朝先后置于西域都护府之类中央政权派属机构的行政管辖之下。这一地区在近代地理学上称为中亚地区，是世界葡萄酒的发源地之一。从这一片土地上流通到黄河流域地区的葡萄酒绝不能视为国际贸易往来，不能说成是从“外国”引进。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葡萄酒文化历史的一个大原则，一项大前提。
现在我们说一说唐朝那个时代葡萄酒的事。
对鲁迅先生说“唐人大有胡气”这个命题，我是从几个方面理解的。
一、唐代人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初步融合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远的不说，南北朝二百年间，旧史书的观点是“五胡乱华”实际上北方少数民族汉化，与黄河流域汉民族融合的过程，其中尤以北魏鲜卑族人的汉化，向汉民族学习，相互融合创造新的民族文化为突出。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诏禁止师巫、沙门的活动，违令处以极刑，是限止鲜卑人原始宗教的活动，向汉族以儒家学说和思想靠扰。三十年后孝文字元宏以更革命的举措推行汉化。先是坚决迁都，从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后干脆皇族带头改姓，拓跋姓改为元姓，其他相应的政策是学习汉文化，推行农耕政策等等，造就了北魏百年的发展。同一时期先后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上层集团，或称汉姓，或尊汉礼、汉服饰。这是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草原文化向农耕文化的学习、融合过程。这次“胡人汉化”为隋唐的汉人胡化打下基础。
隋唐两代皇室是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儿。北魏末年，朝中的军事统师有十二大将，其中独孤信（鲜卑族贵族）、李虎（唐高宗李渊祖父）、杨忠（隋文帝杨坚父亲）三位大将关系密切，后结为儿女亲家。独孤信大女儿嫁给大将宇父氏家。宇父氏后来自立为周朝皇帝，独孤氏成为北周明帝宇父毓的皇后，独孤信的四女儿嫁给大将军李虎的儿子李昞，李昞世袭武职、封唐国公，封地太原，其子李渊。独孤信的七女儿嫁给大将军杨忠的儿子杨坚，杨坚后来受北周宇父氏禅位建隋朝为隋朝开国皇帝。所以杨隋皇室与李唐皇室都有一半鲜卑血统。而且几代人在鲜卑人的北魏朝为大将，礼仪、文化、习惯，习俗方面深深接受鲜卑族的影响。李虎这支李姓祖籍陇西，陇西是汉民族的组成民族羌人的世居地，而且与祁连山一线的诸多少数民族交往融合，李虎这支脉的血统中不排除其他少数民族的基因。我们从李唐、杨隋这两支所谓汉人的血源个案中透视出那个时代的汉族姓氏的血统多元化的现象，宇文氏、独孤氏这样的少数民族姓氏中早已有汉化的影子，到了宋代就干脆变成汉姓了。
其实历史上的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第一波在战国时期，公元前三至四世纪，赵国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移风易俗运动。第二波当从东汉初年南匈奴进入山西，到西晋初年匈奴部落的南迁持续了二百多年，南匈奴人逐步汉化。曹操晚年时期，匈奴贵族自称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称自己“汉氏之甥，约为兄弟”立国号“汉”，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
汉人胡化的案例如《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账，胡床，胡坐，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看来书中漏记一项，灵帝好胡饮、胡食，否则灵帝的太监张让也不会以孟佗贿赂胡饮（葡萄酒）就给凉州刺史的官做。
李渊传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娶鲜卑族大姓贵族长孙氏女为皇后，其他贵族名门的胡汉融合的联姻关系必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所以有学者认为“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的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族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继续不断地与域外，周边的胡人的以及来唐的外国人融为一体，不断地吸取新鲜血液，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以气吞山河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李唐王朝的皇族和社会上层集团的少数民族血统对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面貌的创新都会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李唐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开放政治局面。表现在干部政策上，各民族甚至各国干部公平公正入朝为官。西域各民族如昭武九姓的干部担任军政要员：安禄山、史思明、李克用等官拜成为节度使，一方诸侯；宗教政策上唐朝的宽容使长安城变成世界宗教的“大超市”。摩尼教、波斯人的原始宗教，被阿拉伯人灭了但在长安存在；袄教，又称拜火教，伊朗人的原始宗教，也是被阿拉伯人灭了，在长安城朱雀门外有四座教堂；景教，基督教一支，传入唐朝叫聂斯托利教派，在欧洲被视为异端，贞观九年传入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接见了它的首领阿罗本，准其在长安城建教堂传教；佛教，特别是玄奘法师生活的太宗、高宗时代得到了国师国教般的地位；道教，这一发端于东汉的本土宗教更被李唐皇室奉为皇室宗教，因为他（她）们要为自己的李姓找到本土的源头，以证明李唐皇室的李与春秋时代老子的李扯上关系。在户籍移民政策上李唐政权允许天下各族各地各国的人民来唐的土地上学习、工作、经商、做官、长居、短住、通婚、入籍。有贡献者赐予皇族姓氏。东方的日本人、韩国人，南方的越南人，东南亚半岛和南洋人，南亚印度人，西部的少数民族，西亚的波斯人，甚至欧洲东罗马帝国的人纷纷自由进出唐土，他们不会受到歧视，而且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照顾；贸易政策上在两条丝绸之路的促进下，长安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民族政策上给予各少数民族以民族自治权，如西域设督护府，派军队保护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地方自治行政管辖权。地方自治权受到册封得到中央政权认可，而且世袭继承权得到认可。官方语言政策上汉语和民族语言并用，官方文件使用汉字保证了各地区各民族各地方政权之间的政令往来畅通协调。所有这一切最终促使了李唐王朝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社会生产力得到大解放，科技水平成为当时的世界最先进的。
盛唐的经济繁荣集中显示在开元天宝盛世，也就是在李渊开国一百五十年之后。盛世的取得经过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尤其不可忽视的是高宗与武则天的努力。反映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我们可以从几个细节看出它的世界先进性。在农耕技术和工具上，曲辕犁的出现并得到广泛的使用，提高了农耕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小麦、水稻的复种指数空前提高，产生了两年三熟和一年两熟的农业发达地区，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比汉代增加100%。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当时有三种具代表性的手工业都是世界最先进的：丝织、陶瓷、造纸。唐绫唐绵沿“丝绸之路”远销地中海、欧洲。纺织技术、脚踏织机、缕空轮印花术，染料红花素的制作方法，养蚕的技术等等先后转到东方日本和西方土耳其、意大利，陶瓷技术除唐三彩外，青瓷白瓷开始出现，烧制技术上“匣钵装烧”技术成熟了。在建筑技术上“博梁梁架”结构创造影响了世界建筑史。今日的日本仍保存有不少唐代建筑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些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造就了经济、商贸和空前繁荣。在外国遣唐使的眼里，看到商贸往来“如见钱流地上”的盛况激动不已，“乐不思蜀”不想回家了。服务于商贸交流的金融业得到刺激，“邸店”“柜房”的汇兑业出现了。大约比欧洲要早出现七八百年。最集中的展示是长安和洛阳两大国际性大都会的出现。这又是当时那时代之最。长安城，城区面积８３平方公里，大长安总面积达8000平方公里，城内居民区分109个（坊），城内建东，西两大贸易市场，集中各国各地商人经营批发零售业务，附以酒楼无数，综合经营各种娱乐，物质文化享乐。主干街道朱雀街宽约155米，今天也是世界级交通线。长安城人口已达百万，其中长住外国人数万人，从事商贸、宗教、文化、娱乐、饮食各业，其中尤以从事西域以西生产的葡萄酒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葡萄酒成为那个时代、那个区域（唐代长安）各社会阶层沟通交流的媒介，诞生了那个时代的新型人际关系。洛阳作为武周时期的陪都，城区分113坊，同样繁荣昌盛一时。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说：“长安城是高度集权的唐帝国的中心和象征。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市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罗兹•墨菲的《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中关于“盛唐时期的长安”有这样的描写：“长安是连接中国和中亚及更遥远国家的贸易路线东端终点。它统辖着甚至超过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从亚洲各处来的人——突厥人、印度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聂斯脱利派基教徒和拜占庭人——充塞着它的街道，增添了它的国际色彩。
政治、经济的繁荣和超一流交流最终反映在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面貌，民风民俗上，而又延伸到唐人的日常生活中。其突出特色就是“胡气”“胡化”“胡风”。可以说盛唐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辉煌隆盛的时期，在优化的生态环境方面，具有史上少有的活泼、开朗、宽容，宽松的氛围。唐人博大的胸襟从外域文化中采撷精华，被现代的汉学家誉为“世界大国主义”。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唐文化是印度、阿拉伯及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世界各国史家共认的盛世。英国威尔斯认为：在整个七、八、九世纪中。中国（指唐代）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度。当西方人的心灵被神学所缰束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唐人民俗民风的先进反映在饮食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和创新。全国除长安、洛阳外的大城市还有成都、扬州、广州、泉州。这些国际性城市成为来自西亚中亚的各民族商贸精英们的淘金乐园。他们在这些城市广设酒店菜馆（酒）使中原人称为的胡食、胡饮（葡萄酒）、胡服（饰）、胡歌、胡舞，以及能歌善舞的少女（胡姬）成为新城市的一道时尚风景线。《旧唐书•舆服志》记：“贵人选御馔，尽供胡食。“胡食指中原地区政权以外的边疆地区或异域地区民族的特色饮食。它由烧烤食品、面食制品、奶酷制品、蔬菜瓜果，葡萄酒等构成。是古代中国汉唐宋各代最为时髦的流行食品。远在秦汉之际，胡食已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像胡瓜、胡麻、胡豆、胡荽、胡罗卜、胡桃、胡蒜、胡芹、安石榴、蒲桃、葡萄酒、苜蓿、胡饼等。至魏晋南北朝时世人已有“北人骑驴食麦，南人坐舟食稻”的饮食区别。隋唐时“胡食”习俗的高潮在武周至开元年间，“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大臣魏征好食胡芹，太宗之子李承乾喜说突厥语，穿突厥服饰，生活在架设的穹庐之中而不住宫殿。武则天的男庞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是胡食的粉丝。所谓胡饼 ，当时的日本学习僧圆仁写道：“时兴胡饼，俗家皆然。”《西阳杂俎》记“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毕罗” 。毕罗，饼属，用而为之，中有馅”《唐语林》解释胡饼：“时豪家饮次，起羊肉一个，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侯肉半熟食之”。大约是今天各类馅饼的前身。
如果复原唐时的商业街市景象，应是沿着长安城中闹市区春名门南行，转入道政坊，即进入街边林立着的胡人商业一条街。对于以肥白为美的唐人，那些丰腴白皙色艺俱佳的吐火罗姑娘、粟特人姑娘、波斯少女，成为各家商户和酒楼，名色娱乐场所的亮点。各家酒楼用葡萄酒招揽各色顾客，用萨珊王朝进口的金杯银盏，或西域特产的琥珀杯，玛瑙杯，祁连山的夜光杯斟满葡萄美酒，又有中亚西亚那些妙龄舞蹈家在悠扬婉转的胡乐伴奏下翩翩起舞，佐酒助兴。全然一派摄人魂魄的异域文化情调。社会上的文人，政府的官僚，长安两市的商贾，乃至皇室贵族，军旅将士、男人女士，无不成为胡人酒肆的常客主角。诗人李白才有“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的写实诗句，才会有“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的欢欣。据日 本学者岸边成雄考证：平康坊妓女，鸨母收1600文铜钱（约一石谷价——李注），即可共度良宵。全可当是唐人葡萄酒文化的组成部分。
据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四、五世纪时，牛、马、骡、羊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兽医术，相马术以及制毛毡，奶酪，油酥，酿酒的技术逐步为汉人接受。《齐民要术》还谈到胡人的饮食习惯对汉人的影响，中原地区的汉人逐步采用烧烤兽肉、奶酪、葡萄酒为饮料的胡人习俗。胡语，胡歌，胡舞，胡乐，胡戏的流行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舞蹈家，他6岁就在其祖母武刚天七十六岁寿诞表演西域的苏幕遮午，成为皇帝后创办梨园教坊，创造融健陀罗文化风俗与中亚风格的大型音乐舞蹈《霓裳羽衣曲》。
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霓裳羽衣裳曲》源于印度佛曲《婆罗门曲》，经唐玄宗等改造成唐乐舞的大曲杰作。而从乐曲到舞蹈的改编和实践者都是杨玉环。当时盛行于西域的“胡舞“的舞步轻快，旋律活泼，在都城长安风靡一时。白居易在《胡旋女》诗中写杨玉环与安禄山的带动下，京城从跳胡旋舞的景象：
天宝季年时欲变，
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
二人最道能胡旋。
唐玄宗有一宠妃名曹野那姬，即胡旋女，西域胡人舞蹈家．原为开元年间西域粟特人进贡给唐玄宗的．曹野那姬的曹姓为唐代西域昭武九姓之一，野那是粟特人的人名，为粟特语的汉译汉字转写，按粟特语是“最喜欢的人”的意思．《新唐书》中《诸帝公主传》记“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寿安公主是唐玄宗29个女儿之一。可见唐玄宗是个从小到老的胡舞、胡乐超级大粉丝。
唐人，唐代社会长久地沐浴在“胡风”之中，对汉民族不啻一次巨大的持久的文化创新运动，和移风易俗运动。在这一场延续五百多年的胡化运动中（从东汉算起就更长）。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深化，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唐人的伟大就在于她是这场大革命的实践者和完成者。唐人的风俗文化变迁中的饮食文化变迁只是这场大革命一排巨浪，而葡萄酒文化作为胡食的组成元素，只是这一排变革巨浪中的几朵浪花。但正是这几朵浪花，也反射出那个时代的身影和光彩。一个伟大的时代把中国葡萄酒和葡萄酒文化推上了它的历史发展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