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从清末民初开始、人们把进口货泊来品称做“洋货”,把国人生产的商品称作“国货”。对于葡萄酒,特别是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张骞和李广利将军们由西域捎给汉武大帝的葡萄酒,公元七世纪李世民从高昌国带回长安的葡萄酒是洋货还是国货?研究葡萄酒的学者们好像没功夫给出个明确的定义。如《葡萄酒品尝学》这本权威性著作有一段表述是这样:“我国的欧亚种葡萄(即在全世界广为种植的葡萄种)是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38年——公元前119年)从大宛带来的。大宛,古西域国名,在今中亚塔什干地区,盛产葡萄、苜蓿、汗血马著名。《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桃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年不败。汉使(指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桃”。我差不多是整段引录《葡萄酒品尝学》这段文字,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部严肃的教科书,但没能告诉我们西域产的葡萄酒是不是中国人的产品,即没明说它是洋货还是国货。但是其他众多论及葡萄酒(中国)历史的文章同样引用《史记》上的这一事件和这段文字,就得出西域大宛产葡萄酒是泊来品,是从中亚引进的,所以是洋货而不是国货,引出不是“中华”产品的概念来了。也许没有说得那么清楚肯定,但含含糊糊是那个意思。我每当读到这类文字都想大声疾呼一句:差矣!张骞捎回来长安的是国货,应冠名“中华”牌。而且这不是小事,是个大原则问题。不是我小题大做,这真是个严肃的历史地理观问题。

  我们除了上面的《品尝学》一书中引用的《史记》中有关西域与葡萄酒的记述外,还可从《汉书》中再摘录几段:“且未国…有蒲桃诸果”;“罽宾国…种五谷,蒲桃诸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乡绣,好酒食。”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耆酒,马耆苜蓿。…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苜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以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苜蓿离宫馆旁,极望焉”。“赞曰…闻天马,蒲陶而通大宛,安息....”。

  以上文字起码告诉了我们,第一,且末、罽宾、大宛、大月氏、康居,安息等国“土地风气物类民俗”同,都产葡萄并酿葡萄酒,第二、汉“使”带回种子,种于“离宫馆旁”。显然,站在《史记》和《汉书》的角度,汉朝是派员出“使”到上述“国”家得知葡萄酒如此这般的,一个“使”字,几个“国”字就明确告诉人们这葡萄酒是“外国”货了。但是,打住!这是《史记》和《汉书》的观点,是《史记》司马迁和《汉书》班氏兄妹的观点,是他(她)们所代表的西汉朝庭的观点,是汉民族中央政权的观点,整个二十四史都显示的是中央政权的历史观,因而是有局限性的历史观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原是较模糊的历史地理概念,它源于华夏族和他们居住的地区概念。从黄帝到尧舜禹时代,他们的部落在黄河流域一带吸收夷人部落与羌人部落结成新的部落联盟,自称“华夏”或称“华”“夏”。华夏的概念见之于文字,却在公元前547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这样一条记载:“楚失华夏”。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关于《左传》的注解:“华夏为中国也。”在当时古人心目中,“华夏”是“中国”的同义词,这是因为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自称“华夏”,而把周边的人民称为“蛮”“夷”“戎”“狄”。华夏位居中央,自称“中国”,意为中央之国。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中国”观延续到商周以后就越来越凸现了它的局限,甚至荒谬了。如到战国时代,由于秦国在中原地区西边,处于关(函谷关)东的诸侯国就把秦国视为半开化的夷狄之邦,甚至由于楚国也位于周朝文化的边缘地区,也曾经被中原地区的诸侯政权视为蛮夷之国。以后随着中原政权半径的不断扩大,原来视为夷狄蛮戎的融入华夏中国,处在边缘地区的民族和他们建立的民族政体又成为新的蛮夷之邦,只是称谓不同了而已,这主要是以我中原地权为中心的唯我独尊意识在作祟。到了清朝还长久抱着天朝的梦去做,抱残守缺、落后挨打而不醒。连大学者梁启超先生都在“中国”华夏这个概念上犯糊涂,他赞张骞为“第一奇男子”,说“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还是把同是古代历史中国的西域少数民族称为“蛮夷”。大学者如此,况其他人乎!

  要认识西汉时期盛产葡萄酒的西域诸国的历史归属问题,首先要摈弃《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旧历史观,接受科学的现代历史观。我们指的是接受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创始人之一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图集》中阐发的历史观。谭其骧先生的历史中国的概念和范围是以1840年前,清政府未被或未大规模的被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前的版图范围内居住生活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为基础思想,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所组成的地理区域来界定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疆域辽阔的统一政权。但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也由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多未得到足够的记载和研究,以往的历史地图集反映的中国范围只画中原王朝或汉族政权,忽视或漠视同期少数民族为“蛮”族,或视其政权为外国或视其为属国,因而抹杀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谭其骧先生的历史中国观充分地反映了三千年来几十个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中国的历史事实,确定以19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的基本范围。各历史时期所有在此范围中的民族建立的政权,无论是汉民族或其它民族都得到了显示在中国历史地理图集中。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如突厥,吐蕃等也尽理选用它们极盛疆域的年代。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地图集》中表述的历史中国观既反对了只承认汉族政权、中原王朝为主的谬论,又否定了把少数民族政权、边疆地区政权都当作中原王朝附庸的错误观点,有利于我们正确了解历史,增强爱国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观点。所以谭先生的观点能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认可,得到世界进步史学工作者的认同。

  以此历史中国范围的观点,审视汉代中国范围的各民族应该有黄河长江流域的汉族人,蒙古高原上的北匈奴人、丁零人、蒙古高原东部及远东地区的鲜卑人、提娄人、乌桓人、余扶人、阿尔泰山西部及南部的乌孙人、大月氏人及其建立的政权康居、大宛、祁连山以南的葱茈羌人、唐羌人、羌人。上述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则有汉王朝、匈奴政权、康居、大宛等西域几十个城邦绿洲政权。汉武帝统治时期,基本结束了北匈奴政权对汉王朝的骚扰危胁,将其一部驱赶西奔而去。当时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随后有汉将陈汤剿灭西奔中亚锡尔河流域的匈奴郅支单于。公元160年北匈奴被迫移至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但到公元290年左右,北匈奴已出现在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基本退出了亚洲的历史舞台。

  汉武帝经营西域,有当地三十六国内附,中央政权设典属国主管其事。派官员文武进驻。汉宣帝改设西域都护又设戊已校尉统领屯田军。东汉、魏晋南北朝设置校尉或中郎将,如护匈奴中郎将,以便对西域地区行使行政管辖权。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平定突厥地方政权,除将10万户内迁中原地区,又在原地设羁縻府州,任命该族各部原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最多时设八个都护府,后减缩合并为六个,即安西、北庭、单于、安北、安东、安南。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明确的行政管辖时期,第一次是汉代,第二是唐代,以后时断时续延续到清代。如当时(汉代)大宛都督府在柏析城,今之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康居都督府设于萨木鞬城今之撒马尔罕,安西都护府设于细柳州今之喀布尔,唐武则天于702年设北庭都护府今之吉木萨尔,汉唐时称为西域铁门关今之铁尔梅兹,碎叶镇今之托克马克(传为李白出生地),热海今之伊塞克湖。当时远至咸海东岸都曾为汉西域都护府辖区范围内,以后内地中央政权或更换改朝换代,或内战内乱无暇无力经营西域地区,随使西域地区少数民族建立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政权或合或分。如唐显庆二年(657年)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灭西突厥,收回对西域行政管辖权,龙朔元年(661年)疆域又达咸海。但665年又撤回葱岭。开元三年(715年,又扩到葱岭以西。但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在恒罗斯城兵败大食阿拉伯人,行政区域又内缩。

  九世纪到十三世纪,汉族政权的宋朝经营黄河长江及岭南广大地区,西夏政权经营河西走廓及河套地区,鲜卑人后裔柔然等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经营蒙古草原和黄河以北,辽东地区,突厥人后裔回讫人经营西域地区,一直到元代又次统一为一个大的中央政权之下。

  明代(十四世纪至十长世纪)全盛时期,北逾外兴安岭及贝加尔湖,南到安南,东过库页岛,西及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上游。

  单就锡尔河和阿姆河地区而言,至十八世纪中叶再次回归入清王朝版图。汉代统称为西域的这块地方。特别是称为大宛国的这块地方,今之地理名称是费尔干纳盆地,这一盆地广大绿洲沙漠中世代居住的人们从未中断过与其发祥地——祁连山至塔里木盆地一线的民间及政府的联系。既使在行政管辖权脱离的九世纪之后,民间的联系从未中断。特别是到清代乾嘉年间,费尔干纳建立了政权浩罕成为清附属国,听命于清驻喀什噶尔叶尔羌的军臣大臣。直到1876年沙俄武力吞并浩罕。苏联时期,费尔干纳分别归划三个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苏联解体后,三个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又称中亚国家。



  费尔干纳的名称相当古老,汉籍中的“破洛那”,“沛汗”“跋汗”“判汗”“沛捍”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土地豪腴,稼穑滋盛,多花果,宜牛羊” 。书中称此为“扰汗那”。

  至公元1870年代被沙俄占去为止。但仍与新疆喀什地区发生着行政区划的联系。锡尔河与阿姆河地区,特别是其中的费尔干纳地区正是汉时大宛国等葡萄酒产区。在这二千多年的西域历史地理梳理中。清清楚楚地表明这块叫西域的地方应属于历史中国的范围。这个地区的葡萄酒也自然是历史中国的本土特产,应是“国货”。汉唐时代的政府如果有工商局管原产地商标注册,那完全应该注册成“中华”版。

 其实不但是以历史中国的概念审视西域及其土特产葡萄酒,而且还可以以人类学的历史概念看一看西域大宛、康居等几十个绿洲政权民族的祖居地在哪,进步佐证这些民族的归属。史料证明,费尔干纳盆地,葱岭东西广大中亚地区的民族,当时主要是乌孙人、大月氏人及唐代称为昭武九姓胡人,突厥也好、粟特人也罢,全是出自两个山系高原草滩,一条是祁连山。公元前二世纪开始,翻过天山,原生活在这里的乌孙人、月氏人先后西迁,为避匈奴骚扰侵犯。葱岭到达锡尔河与阿姆河地区。另一条山是阿尔泰山,公元四五世纪突厥人及其后裔回讫人西迁南下进入西域地区。这二条山系之间的广大地区高山草原自然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中亚、西域,清代之前历史中国的大西北,一般印象中恐怕更多的是茫茫戈壁和寸草不生的荒漠。其实在天山南北、葱岭东西,由大大小小的如宝石般的绿洲镶嵌在这迷茫的大地腹地。在锡尔河上流,天山西部的山区的费尔干纳盆地,这里是东西交往的“丝绸之路”与北方游牧社会向南方的定居绿州农业社会之南北线的垂直交叉点。从古代粟特人到近代乌兹别克人,一代代商贾,用驼队牛车贩运着四方的土特产品,包括陶瓷、丝绸、葡萄酒、玉料、五谷、菜蔬水果、牛羊马匹、繁荣了费尔干纳的社会经济。“粟特”即在波斯人称为“sugda”为锡尔河与阿姆河两条大河拥抱的民族地区,粟特先民原居住在祁连山昭武城(今甘肃河西地区)被匈奴所迫,辗转来到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生活。粟特人务农,更善经商,以至十二世纪以前,粟特语成为广泛流传于中亚的语言。粟特人创造了极高的文明,曾给大唐文明注入过营养和力量。据语言学家研究认为,老满文和蒙古文受古回鹘字体影响,而古回鹘字体又来自粟特文。

  费尔干纳地区粟特政权与中原政权的联系的文字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武帝派汉贰师将军李广利统领六十万大军驱匈奴而远征大宛,宛即费尔干纳。后汉至唐千年时间正式划归中原中央政权的行政管辖之下。我国古代汉族、匈奴族、高车族、突厥族、铁勒族、回鹘族(维吾尔先民)契丹族、蒙古族等部族所建立的政权,有的统治过这个地区,有的则对这一地区有直接的影响,虽有葱岭之隔,但各民族共同对古代中国的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事绝非为给古代葡萄酒贴个简单的产地标签,是为证明我们中国的葡萄酒历史和文化与世界葡萄酒文化是同步发展的。只是由于东西方的条件不同,道路也就产生了差异。我们如今葡萄酒发展逊于西方,但我们不能气馁,我们曾经有过辉煌,我们还应该再创辉煌,我们也可以再创辉煌。仅此愿望而已。
 

文章来源:美酒之都红酒商城       www.egwine.com           作者:李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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