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外葡萄酒文化差异
文章来源：美酒之都网上商城 www.egwine.com 作者：李杏林
为讨论的方便，先把中外二个概念分明白。一般咱们讨论西方葡萄酒文化时如果不加详细说明，大都指的是法国葡萄酒文化。其实法国葡萄酒文化并不能代表西方酒文化，因为西方酒首先它自己的就分成了旧世界与新世界，新旧世界内又分成不同地区，每个地区的酒文化又分为历史上的葡萄酒文化和当今流行的酒文化。所以拿法国酒文化代表西方葡萄酒文化就有些粗糙。简化是为了方便，但难免不准确。
中国葡萄酒文化中首先是对中国的概念有个界线，有个范围。“中国”指向在哪里？我认为应该按历史地理学奠基者当近学者谭其骧先生的理论，明确“中国”是1840年前，中华民族中各民族建立的政权的实际控制范围相加的地理范围，不仅仅是指中华民族中汉族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建立的中央政权，还要包括同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内，共同构成“中国”这个地理范围，说得简单点，中国的地理概念不等同于汉族政权成中央政权的理论概念。中国的概念不等同于王朝的概念。否则就狭隘了，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同胞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了。而且历史上少数民族对中国概念的形成做出更了不起的贡献。一是蒙古族，二是满族。还有一个朝代——唐代，为中国概念的形成贡献至伟，但李唐王朝皇族的胡人血统是不争的事实。大家按这个思路跟下去，历史上中国的地理范围就不只是960万平方公里陆陆面积，而应该算上东、北、西三面被俄罗斯和苏联以各种方式划出去的约五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了。再按这个概念去划分历史上的中国葡萄酒文化分区。我认为大体可分为三个大的区域：一、以葱岭东西为地理标志的，内陆沙漠干旱地区的气候类型为主要特征的中西亚产区（包括现在的新疆天山南北葡萄产区）。二是以汉北汉南为地理标志的，内陆草原地区为气候特色的东北亚草原产区，三是以长安东西为地理标志是内陆温带干旱地产区。包含的民族文化有西域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包括的政权有西域的突厥人建立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蒙古人建立的政府，契丹人、女真人等建立的民族政权，宗教文化包含七世纪前西域人信奉的佛教，拜火教及其更原始的宗教，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九世纪前信奉的萨满教，中原汉族人信奉的本土道教和外来佛教文化，也包括西域突厥，回讫人八世纪以后信奉的伊斯兰教文化，蒙、满族十二世纪以后信奉的藏传佛教——喇嘛教。中国的历史范围内应该包括着这些地理范围。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中国文化应该包括这么多民族的文化，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中国文化应该包含这么多宗教文化。而我们最关注的葡萄酒文化就是在“中国”概念下发生的。讲简单点，我们以往讲的汉代葡萄酒文化只是中国葡萄酒文化大园地中的一块园地而已，汉代称为西域的葡萄酒文化原来就是中国葡萄酒文化的一部分。
我思考这个课题是想就世界葡萄酒的源头问题探索一个新思路。我的思路是中国葡萄酒的历史上限可以推早到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写在李华博士的《葡萄酒品尝学》中提及中美考古学家对今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酒石酸陶片的鉴定和推论中。但从此之后五千年未见中国中原地区的考古发掘和文献中提到呢？我们只能推测夏代末帝是荒于酒，失于政商代末帝的“酒池”中的酒也是葡萄酒或有葡萄酒在内混合其他果子酒。因为夏、商的生产力是绝对不可能提供如此规模谷物发酿酒的。我们还可以推测，葡萄酒从黄河中游地区被人类发现和酿造后跨过黄河向北部的草原地带——红山文化地区传播，再通过草原游牧部落向西亚传播。形成又一个葡萄酒的源头——外高加索地区及西亚苏美尔人居住的两河流域地区。因为就气候条件来讲，东方的黄河流域更适宜古代人类培育葡萄从而酿酒。但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发育早，成熟快，不单纯可以培育葡萄还可以培育其他水果类植物和谷物，所以使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多元化。而且一带两河流域就只适宜干旱的农作特，葡萄、苜蓿、棕榈树，沙枣等的生存，所以东亚传来的葡萄在西亚得到了人类更多的关怀，逐渐发展起来。由葡萄酿造的酒才成为当地人类稀缺的神奇饮料。这种稀缺性决定了它的生保命力。
另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传播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我认为是真实地存在的。这条由事老中国的北部草原，沟通东西方人类联系的草原文化流通之路对于古人来说是成本最小的，即代价最小，可能性最大的。商代武丁时期距今中千年，在武丁的一个妻子妇女的墓中发现西域和阗的玉器。四千年前的古代中国人传递和阗玉的的最佳路线是从和阗（今和田市）出发，沿昆仑山北上，进入今天的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再北上，沿阿姆河，楚河北上，进入哈萨克斯坦北部草原，再折返东行，穿过蒙古大草原到达东方的燕山脚下，然后进东方的黄河流域北部华北大平原的商代首都——殷地。即今河南安阳。这条路线虽然路途远，但大部份是草原地带，人畜生存条件方便，要比汉代（公元前二世纪）人类的沿河西走廊穿塔克拉玛干之路要风险小得多。我们关心的葡萄酒传播路线应该是走东西亚草原之路。于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称为草原——葡萄酒之路。这条人类文化传播之路要比几千年之后出现的“丝绸之路”成本低，适宜古人类使用。东亚的文化因素与西亚的文化元可以较容易地沿着这条路线交流融合。
这条路线，东方人利用了两次，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一次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东方的汉民族迫使匈奴族分裂成三大部份，漠北匈奴两迁，最后到公元四世纪到达欧洲中部，挤压原住民族日尔曼人西迁南移，造就了今天的德国人、法国人、意在利人、日尔曼人的一支萨克逊人渡海成为今天的英国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一次民族迁徒。历史记录是这样。
匈奴族的这次迁徙不应该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应该是在民族的记忆中曾经由小型驼队成功走过的路。这条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草原——葡萄酒之路，它为沿途的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没有这种记忆，匈奴民族如何敢率全族的人畜去冒险。
第二次大迁徙是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的蒙古族西征，经过多年的征战，最终到成吉思汗时完成了对欧洲中东部的政治、军事征服，后分成的四个汗国共同控制地跨欧洲亚洲绝大部份的蒙古汗国，范围包括今天的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及中亚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的一次疆土范围广阔的大一统多民族的政权。蒙古族的这次西征不再象祖先匈奴人那样被迫出走，而是一次沿着民族几千年的记忆主动去恢复记忆。蒙古帝国的解体促成了欧亚诸多民族国家的兴起，俄罗斯从此发展成欧洲的民族大国，并跟着蒙古人后退的足迹来到亚洲，在蒙古草原的边缘，草原地带建立了新的帝国。这个时候的蒙古族兄弟汉族把目光投向了南部的海洋。有人演绎了“七下西洋”的壮举，发展的重心转向东亚的南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如果能造就出一位“海洋”成吉思汗，那么东亚的文明应该是西太平洋的海洋文明了。别扯太远了。
到此为止，我从葡萄酒的传播路线的推测中发现，中国黄河流域，包括华北平原的北部，蒙古草原的南部广大地区才应该是古人类葡萄酒文化的发源地。从9000年前开始，中华民族的华夏族夏人、殷人。与匈奴人，突厥人成为葡萄酒文化的传播人其足迹沿着东亚北部的草原向西延伸，直到气候相对恶劣的西亚高加索和两河流域，暂时落下脚步。再向西传播到地中海沿岸迦太基人，再向西流传才到了希腊，转至罗马，转至高卢（地中海北岸的高卢人）。这才是完整的世界葡萄酒发现地图。英国酒评作家休•约翰逊的西亚起源说只是这张地图的半张，而且是后半张。我今天讲的才是企图。
今天的题目是中西葡萄酒文化差异再谈，谈的就是源与流的问题。我的推论是东亚的华夏大地是葡萄酒之源，西方的希腊——罗马——法国葡萄酒文化是流。但与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吊诡现象总是捉弄人，做为“源”的地方往往最后却落在做为“流”的地方的后面，先进与落后发生了倒置。也许只有这种“倒置”才是历史不断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