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红酒馆（四）
“有吧，”他愣了有两三分钟，“花花定的价，你哪天要走了，我请你。”
看他那么认真的样子，我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只能嘿嘿：
“真没有喝过红酒，随便问问。”
没有喝过红酒是真的，现在想起来好笑，出差时间长了，就容易胡思乱想，当时对于红酒，我也有许许多多的幻想，包括颜色、味道和包装等等，实际上跟今天经常喝的红酒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也是我现在极其反感某些老外或香港人会用七喜兑红酒来嘲笑大陆人的原因，我们不懂并不代表无知，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认知条件下，我们没有机会去学习与接触，就象我们不能嘲笑法国人不会下中国象棋、不懂茶道或者不懂唐诗宋词一样，而中国象棋、茶道或者唐诗宋词，也都是一种文化，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即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自以为是。
三个月的基层锻炼很快就过去了，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里，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杂志，打电话也要到邮电所排队，记得看了几场电影，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红酒馆里，半丁跟我在文学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俄罗斯文学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中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阿斯图里亚斯和马尔克斯等等，甚至一起朗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当时国内尚未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出版，我带的是台湾的出版物，最后可以用“忍痛割爱”来形容，将这本书送给了他。
临走的那天，工厂照例设宴招待，给我饯行，由于厂长没有出席，大家将表面文章做足，喝到晚上9点，就散席了，送了好些当地的土特产，并且坚持一定要送我回招待所，这样折腾到10点多了，我才脱身赶到红酒馆，花花已经煮好了一碗甜面等我，我说实在吃不下了，她说我喂你，留个美好的印象，否则不给啤酒喝，半丁说：
“来来，一人一半，咱俩分了吃了。”
这时，客人基本上都走光了，平时滴酒不沾的花花拿了三个杯子，看着我们将面吃完，就开始倒酒，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喝酒，没有想到她的酒量惊人，喝到子夜一点多的时候，我和半丁已经有点迷糊了，我记不得当时我们谈话的内容，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伤感或惆怅，实际上我巴不得早点离开那个乏味的小镇，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半丁说的两句话：
“我有点困，先歇了，你来一份红酒吧？”这是第一句。
我虽然有点迷糊，但是这份68块钱的红酒一直扣在我的某根神经上，立刻警觉起来：
“不喝了，今天已经喝太多了，明天是早上八点的车。”
花花起身到吧台后面拿了一支酒过来，放在台面上，朝思暮想、给我诸多幻想的红酒终于登场，其实是一支100毫升的洋酒，就是当时国内许多高级宾馆会摆在客房里的那种。
“这就是红酒？”
“嗯。”花花点点头。
“免费的，跟花花喝完再走。”这是半丁第二句话，也是最后一句。
“等我喔。”花花去抱半丁上楼，他们的动作配合很默契，花花俯下身，半丁两手环抱住她的脖子，花花两手将他的屁股一抬，就从轮椅上抱起，蹬蹬地上楼，一般她会在楼上呆10多分钟，我想是帮半丁洗洗脚，换衣服，下蚊帐，诸如此类的活。
夜静谧而沉寂，可以听到斜风细雨洒落在草地、篱笆和树叶上的声音，在昏黄的灯光下，年轻的我默默地对这那瓶红酒，而在今晚，同样难眠的静夜，我的记忆就定格于这样的一个画面上。
这一别就是两年多，前半年，偶尔会收到半丁的一些书信，我偶尔给他回信，但是我们从没有谈及花花和红酒。九二年春天，当我再次出差到小镇的时候，刚入住同一家招待所，我就打听伤心红酒馆，服务员撇撇嘴：
“去年就烧掉了，烧个精光。”
“怎么回事？”我惊呼。
“那老板娘跟人走了，老板想不开，自己放把火，全烧光了，自己也烧死了。”
我放下行李一路小跑过去，小楼业已倒塌，野草凄凄，残壁断垣在黯红的夕阳下，氤氲着淡青的烟雾，我木然伫立，倏地西风卷过，有片片的纸钱余灰在空中飘荡，我将身上的香烟全部掏出来，一根跟点着，插在原来大门位置厚厚的青苔上，然后三鞠躬，向逝者致敬。
最后一次去小镇是九七年，那时工厂私有化改制，想我入股，我先到赣州住了两天，在新华书店看到刚刚出版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立马买了两套，到了小镇，想拿一套烧给半丁，可红酒馆的原址已经重建，成了一家小饭店，我独自在里面吃了一顿午饭，向服务员和老板询问红酒馆的事情，他们却是附近农村新迁来的，毫无所知，我也不方便在人家饭店旁边烧书，吃完午饭，就顺这店后的田间小路，走到花花当年带我去看映山红的山脚，将一套三册的《古拉格群岛》烧给半丁。
2009年6月14日于深圳家中
【备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果雷同，请莫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