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红酒馆（二）
红酒馆并不在镇里，而是在招待所与工厂之间的公路边，大约500米的距离，也是一栋骑楼式的两层砖瓦房，以竹篱笆围着，旁边有一棵盘根错节的百年老树，后面是稻田和菜地。
篱笆内约有七八张桌子，正中间竖一灯杆，昏暗的灯光下，座无虚席，人声鼎沸，而我一进入到院子里，不知是谁很低沉地咳了一声，于是所有的声响嘎然而止，一张张模糊难辨的面孔上炯炯的眼光全向我扎来，我登时不知所措，几乎想落荒而逃，却又迈不动脚步，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花花出现了：
“先生，外面没有位了，请到里面坐吧。”
一朵红色的祥云倏地飘到我的眼前，笑语盈盈，暗香自来，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就已经扯着我往屋里走，感觉以其说是多年的朋友，毋宁说是．姐姐带着弟弟更贴切些，本来应该是在电影或者是小说才会发生的事情，此刻就这么自然的发生了，许多年过去了，唯有这影像依然能在脑海里清晰地重播，她一手拉着我的衣袖，另一只受夸张地左右甩动，象红色芭蕾剧中的女兵操练踏步走，蓬松的卷发披至腰际，红色绒布连衣裙绷出很优雅的曲线。
红酒馆门面同样简陋，两米宽的活动木板门，没有匾额楹联，只是挂了两盏小红灯笼，后来半丁说自己属龙，画龙要点睛，所以要瞪起两只眼。馆里面可就精致得多了，不足70平方米却布置得挺雅致，有五张漆黑古拙的方木桌，各配四张宽大的滕椅，后面是一个用整块长木搭架的吧台，台后有一面落地的玻璃镜子，镜子是红色的行草“伤心红酒馆”，算是招牌了，屋顶有四米高，拉起铁丝网稀稀疏疏地吊着塑料做的绿叶和各式各样的水果，两边的墙上挂满无框的油画，其中有一半是梵高的临摹作品，花花将我领到最后一张桌子，也是馆内最大的一张，用整块的原木做成，一盏羊皮灯，文房四宝齐备，半边都是书，灯下清瘦的男子坐在轮椅上，棱角分明的面孔苍白而秀气，长发近肩油光可鉴，透过黑色的宽边眼镜，目光清澈而热切，薄薄的嘴唇掠过一丝笑意：
“幸会，幸会，深圳的客人，今宵酒醒何处啊？”
“你怎么知道我是深圳来的？”我有点愕然。
“坐吧，”花花将我按在与男子相对的滕椅上，“我们这是个小地方，你给赖厂长灌醉的事，早在馆里传开了，老板估计你今天会来的。”
“半丁，一半的半，甲乙丙丁的丁，半身残废，四等公民。”颇有自嘲之意，但不卑不亢。
“我是花花，我去给你煮一碗酒糟蛋花，包解酒。”我还来不及看清她的长相，就已经飘走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泡吧，此后在任何其他的地方，再也没有找到那份温馨而舒适的感觉了。
半丁当然是笔名，大我三岁，原是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大三坐摩托车被一辆大吉普撞飞，脊椎断了，下半身失去了知觉，没有拿到毕业证，当然国家也就没有给分配工作了，好在父亲是当地镇委办公室的主任，在镇边的公路旁建了两层楼给他做点小生意，于是就有了这家小酒馆，生意尚可，尤其有一天突然多了一个老板娘：花花。
半丁后来可以说跟我无所不谈，但是对于花花的来历却一直讳莫如深，我当然也不便追问，而镇上所有我认识的人，包括招待所服务台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胖大嫂，都不知她的来历。
花花在一年多前象孙猴子一样，在酒馆下午开门的时候，突然蹦了出来，并很自然地接管了里里外外的一切，原来每天下午四点来上班的半丁的堂嫂当天就给辞退了，不过花花很会做人，据说堂嫂走的时候是欢天喜地的，逢人就说：
“我们家尾叔，终于找到一个好依靠了。”赣南讲的是客家话，小叔子叫尾叔。
唯一的改变，就是酒馆原来叫“永远红酒馆”，花花来后，半丁改为“伤心红酒馆”。
我曾问这伤心两字与花花的关系，半丁很坦然：
“没有关系，刚好那段时间我看了一本美国小说集，有一篇小说，名叫伤心咖啡馆，我很喜欢，就这个名字了。”
“那小说我也看过，结局很凄凉，似乎不是很吉祥。”
“是啊，明知没有结果，却依然热烈地去爱，这样的爱情叫什么？”
“伤心？”我唯有苦笑。
“必成千古绝唱，”他那诡异的眼神至今难忘，“太吉祥了，太安逸了，会使人失去创造的欲望与生命的热情，我的身子动不了了，可是我的心却浪迹天涯，这个招牌时时提醒自己尚在奔波中，而旅途并不会一帆丰顺，前面黑漆漆的，看不到明确的方向，也估计不到应有的结局。”
半丁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诗人，自费印刷的诗集名称就叫《伤心红酒馆》，总共印了100本，送了我3本。爱伦堡说：“世界上写诗的人很多，但诗人却很少”，在80年代的中国更是如此，受朦胧诗的影响，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写诗，我也在写，但是，真正的成为诗人的就那么几个。半丁的诗，客观地说介乎写诗的人与诗人之间，可能他也明白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不能象井底之蛙停滞于某个地方，但是半身不隧的他岂能任意飞翔？我想这才是他给酒馆改名的初衷，让一个不祥的意像时时敲撞心灵，不让自己安逸放松，达到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行为算得上是一个诗人了。
一般来说，客人在晚饭后大约7点钟左右开始陆陆续续到来，10点半前就全散了，小镇的夜生活还是很有节制的。在10点左右，花花就开始收拾，洗洗刷刷的，手脚相当麻利，不到半小时，就里里外外清理得干干净净，那天晚上我们作长夜之谈，直至凌晨三点，她虽然睡眼惺忪，可一直坚持陪着，因为我已经醉了两天的缘故，只允许我开了一支啤酒，而且是跟半丁分着喝，印象最深的是在客人散尽以后，她下厨给我们各做了一碗用红糖熬的甜面，撒上芝麻和花生末，还有葱花，面是用猪油和的，真是香甜可口。
走的时候，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花花坚持要送我回招待所，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挽着我，路上故意给我讲鬼故事，而且手电筒也是四下乱晃，步履唯艰地回到招待所，我还来不及道谢，她一松手，鸟一样地消失在黑暗中，只见那光柱舞剑似的在空中划动。
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去红酒馆坐坐，以深圳的标准，那消费的极其便宜的了，一瓶啤酒好像才5毛钱，炒花生米2毛钱，自酿的糯米酒一大碗，也是5毛钱，白酒比较少人喝，年轻人喝啤酒，中老年人喝糯米酒，人均消费不会超过3块钱，但是每天晚上都是座无虚席，花花说这样一个月下来大约可以赚到800元，相当与镇长半年多的工资。
酒单上还有汽水、豆浆、泡茶、白粥、绿豆沙等等，最贵的是红酒，一份要68元，说实在的，那时我还从来没有喝过红酒，有没有见过红酒瓶，可真的想不起来了。从第一次看到酒单开始，我就一直在纳闷：这68元的红酒是什么样子的呢？怎么档次会拉那么大？只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问：从深圳资本主义社会来的客人，竟然连红酒都不知道？